“今年是股权投资市场充满信心的一年，无论是二级市场退出的优良表现还是DeepSeek迅速崛起对中国科技发展带来的信心，都有效提振了行业的确定性，我们相信行业未来一定会迎来更好、更暖的投资大环境。”近日，在2025中华股权投资协会(CVCA)年会暨PE/VC高峰论坛上，CVCA前理事长、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谈到对股权投资行业发展态势的看法。
据了解，CVCA成立于2002年，是中国境内成立最早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协会组织。根据CVCA发布的2025《CVCA社会经济贡献调研报告》，其59家会员机构总管理规模达9.9万亿元人民币，已投资中国企业约5000家，累计投资金额约3.2万亿元。
本次年会恰逢协会换届，方源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唐葵接棒成为新任理事长。值此交替之际，邝子平与唐葵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的专访，围绕美元基金回流、AI投资机遇、并购市场前景等热点话题，分享一线研判。
美元基金对华投资将呈稳步回升态势
《21世纪》：过去几年，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元基金出现了品牌独立分拆等现象。但现阶段，外资回流的积极信号也在不断出现。您对美元基金投资中国市场的趋势有怎样的观察？
邝子平：CVCA有很多会员单位在管理美元基金，且是行业里活跃的机构，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看到，从投资端看，过去两年中国市场的政策支持层面在吸引美元、吸引外资方面是向好的；从募资端看，对于尤其是科技领域投资的美元基金来说确实滑坡比较厉害，但是在一些与科技或者敏感的科技领域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方向上，情况有点不太一样。
与地缘政治无关的，仅仅是从来自于海外资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是在回暖的过程中。未来的两三年，我还是比较有信心，在中国的宏观经济、中国的退出市场越来越好的情况下，美元在中国的投入还是会越来越有潜力，滑坡现象起码会止跌，甚至慢慢会有一些回升的。
唐葵：过去数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各地人员往来有所减少。近年来，随着中国等国家进一步优化免签便利措施，境外投资人与游客已呈规模性回流，这种态势非常明显。
这一变化意义深远，因为2020年至今，相当数量的海外人士没有来过中国，信息隔阂下易形成刻板印象。一旦亲身到访，多数外商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程度与创新能力感到震撼，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漂亮、发达、具有创新精神的国家，并且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
不论是外资基金出资人还是大型外资企业，正逐渐恢复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同时国家多部门协同发力，以更高水平开放为导向，持续优化外资准入与便利化政策。可以预见，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将越来越大。
《21世纪》：为了更顺畅地推进美元基金投资中国市场，CVCA这些年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邝子平：在CVCA的会员机构中，既有大型跨国基金在亚洲(含大中华区)进行配置的美元基金，也有本土成长起来、出资人遍布全球的美元基金。对于会员机构来说，我们不需要去粉饰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故事，但是我们希望向国际出资人讲好一个未被歪曲的中国市场的故事。
因此协会已连续多年在年会前夕，组织理事单位及会员拜会与行业密切相关的机构。这件事对于我们将一手的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的投资人当中，对于他们的资金持续地投资到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唐葵：CVCA始终跟相关部门保持着密切沟通，PE/VC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外资加大进入中国市场也充满积极意义。同时，伴随股权投资行业持续发展，协会希望就制度设计、政策监管细则等议题，持续向主管部门反馈一线实践、提供前瞻性建议。CVCA将一如既往发挥桥梁纽带功能，为构建更加健康、成熟的市场生态贡献专业力量。
中国AI企业仍然整体被低估
《21世纪》：近年来，AI、机器人等赛道融资火热，但也面临商业落地的问题。在投资这类早期项目时，您会更加注重技术原创性还是商业化潜力？是否会有一些非常规的指标，比如创始人的个人魅力等等？
邝子平：从VC的角度我们关注科技的驱动带来的巨大的、革命性的产业飞跃。因此一些趋势性技术的发展，对于我们的投资方向的影响很大，包括技术驱动推动的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特别是AI与之结合、医疗器械等领域的进步。
我们是坚定不移地看准了一个技术的大趋势之后，即便是没有清晰的商业场景也会投资。事实上，技术驱动的这些投资，在早期未必就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商业场景，因此我们需要对某些面向未来的技术的落地做出“想象”。
如果我们每次投资这些革命性的科技时，都必须已经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那很多早期科技的项目我们都不敢去投资了。
除了创始人的能力、道德等一些基本的要素之外，在一些高募资需求的项目上，的确创始人是否有企业家精神，能够在市场上把美好的愿景、优秀的技术传递出去，不断融到公司发展所需要的下一轮的资金等等，对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纪》：在过去一年里，您认为哪些赛道的投资潜力是被低估的？
邝子平：生物医药这个板块是被低估的，所以在过去的12个月，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投入可能是历史最高。生物医药板块经历了2021年至2023年的高歌猛进后，在去年进入行业低谷期。对于投资机构而言，并非需要对优秀的初创企业“抄底”，而是确实这些企业需要资金继续发展。市场趋冷让估值体系回归理性，为真正有辨识能力的投资机构提供了入场机会。
此外，中国AI企业的估值整体而言仍是被低估的，当前一家很优秀的中国AI企业的估值还比不上美国一家不错的AI企业的单轮融资额。如果未来AI就是中美两大巨头的竞争，中国在AI方面的投入估计不到美国的1/10。从整个行业的估值上中美对比的话，还有很大一个成长的空间。这背后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跟市场上资金的供应量有关，另一个是跟我们的容错机制有关。
海外并购仍存在巨大窗口期
《21世纪》：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外资消费品牌集中剥离中国资产，除了已经落地的博裕资本收购星巴克中国、CPE源峰控股汉堡王中国，还有哈根达斯、迪卡侬、宜家等正在出售中国业务。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明年是否仍然会持续？
唐葵：这个现象很值得关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呈现两种趋势。有些跨国公司在中国落地生根，非常本土化，并且在持续加码投资。还有些跨国公司则有些“水土不服”，其并非对中国市场丧失信心，而是发现本土市场竞争激烈，并且与全球范式差异过大，自身治理半径难以覆盖。
对这类跨国公司来说，他们通常有三种做法。一是自己想办法把它做好。二是引入懂中国、会增值赋能的本土合作伙伴，保留部分股权，共享成长。三是干脆一次性出售中国业务股权。
我们看到，选择完全退出的跨国公司仍然是少数。因为中国市场是非常巨大的，对任何跨国公司的全球董事会来说，都很难做出完全退出中国市场的决定。所以，我们认为，外资品牌剥离中国资产的现象值得关注，个案还会继续涌现，但不会大规模发生。
《21世纪》：中国PE机构在海外做并购的案例也层出不穷，方源此前曾经联合安踏、腾讯等，收购始祖鸟母公司亚玛芬，今年也有新的海外并购案例。您认为中国PE机构参与海外并购的核心优势是什么，现在做海外并购有怎样的机遇与风险？
唐葵：做海外并购还存在很大的机会窗口。过往，中国企业是在国内把东西生产好，然后卖到海外，这是出口。现在，中国企业在进行更高维度的出海尝试，就是把中国企业变成真正的全球化公司，让法国总部雇法国人、印尼工厂用印尼人，像欧美跨国企业一样，在全球各地去配置资源、经营品牌、整合技术。
我们看到，中国公司发展成为全球化公司，已经是一个大的趋势。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去海外进行收购，PE基金则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
首先，国内公司非常清楚自身的缺口，或者想去哪个重要的市场发展。PE基金可以利用自身在资本市场经验，帮助中国公司寻找最适合收购的标的，并进行相应的谈判。
第二，海外并购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从尽职调查到杠杆融资、反垄断审批，中国企业如果都自己做是容易踩坑的。PE基金有着在不同国家做海外并购的丰富经验，形成了成熟的流程体系，做这件事情更具有优势。
第三，很多中国企业面临外汇储备不足的难题，可能账上只有两千万美元，却想收购两亿美元的公司。PE基金可以成为好的财务伙伴，共同出资实现海外并购的目标。
在投后阶段，其实中西文化差异、工作习惯差异是很大的，PE基金既懂中国又熟悉海外股东，可以帮助被并购标的与中国企业加速融合。
《21世纪》：您如何看待PE控股公司尤其是控股上市公司的现象，这背后主要驱动力是什么？
唐葵：PE控股上市公司目前仍是零星个案，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是鼓励行业整合，减少“多而散”的过度竞争，用资本手段把产能、渠道、研发集中起来。
操作层面通常三条路径，一是标的尚未上市，PE机构控股的谈判空间最大。二是已上市公司退市后再进行控股，在海外市场，私有化是经常发生的。三是保留上市地位直接取得控股权，这在操作层面有一定复杂度的。
无论何种形式的控股操作，都需要企业构筑好护城河。护城河的意义在于摆脱同质化：如果各家产品、技术、成本线几乎重合，没有差异化屏障，就只能降价抢单，利润越削越薄，研发资金随之减少，造血机制被掏空，行业长远发展无从谈起。
政策鼓励并购，核心是通过并购整合减少低效重复的供给，让企业更加优秀，提升运营效率、技术研发投入、加快新品迭代，促进产业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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